参阅：
一《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页135，图118；
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页136，图119；
三《清代官窑瓷器史二》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年01月，页445；
四《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瓷器卷（上）》辽宁画报，2008年，01月，页277-278，图8。
此瓶微撇口，长颈，鼓腹，假圈足。外壁以松石绿釉为地，口沿一圈如意云头纹，底足一周变体莲瓣纹，通体以粉彩间以洋彩饰折枝宝相花八吉图案，体现出极丰富的想象力与设计感。底松石绿地以金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纹饰中的吉祥元素皆以中国传统彩绘手法绘就，突出写实性。八吉祥，又称佛教八宝，由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组成，象征佛教威力的八种物象，至乾隆时，宗教意味已失，纯为祥瑞图案，甚或与道教纹样混淆。其余各式洋花洋草则以西洋光暗技法表现，强调色彩过渡的处理，从而达到浓淡自然、立体感突出之效果，其枝蔓婉转翻卷，设色随之变换，展现丰富多彩的华丽，流露出典型的巴洛克式装饰风格。整体布局均衡，填色精准，红彩纯正匀净，绿彩娇嫩青翠，黄彩明快润泽，诸彩交映出淡雅柔和、臻于至美的内廷恭造风格。
乾隆一朝堪称中国彩瓷历史之巅峰时代，其彩釉之丰富，品类之繁复，技术之高超，皆空前绝后，特别榷陶使者唐英殚心竭虑，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括中外良器之精萃，藉以御窑厂之能工巧匠，既崇尚复古，亦勇于创新，所带来的技术突破与艺术新姿采均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诚如《陶雅》所称：『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于鬼斧神工。』彼时中西文化交流的标志正是体现为宫廷文化对西洋元素的吸纳和运用。乾隆皇帝兴趣广泛，对西洋文化的借鉴和推广在康雍二帝之上，他颇为推崇西洋装饰形成富丽堂皇之效果，因此登基之初即命传教士设计并建造了圆明园当中的西洋楼建筑群，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一处时代标志。在宫廷工艺品的设计与制作上，乾隆皇帝的喜好致使西洋元素广泛运用，臻于极致，也让西方为之惊叹不绝，其中洋彩瓷器的成熟与流行，使得西洋技法与西洋题材在清宫瓷器上得到完美结合，品格不凡，铸就了中国陶瓷史上一段洋溢西洋气息的绮丽篇章。珐琅即为一例，雍正重画珐琅，而轻掐丝珐琅，而乾隆则喜掐丝珐琅，复兴其制，以瓷、铜胎画珐琅器仿之，巧画金线，模拟铜丝。乾隆粉彩瓷器的艺术风格，一改康熙、雍正时期的清新雅致而变得纤巧华丽，创新出多种色地的粉彩瓷器，有红、蓝、黄、绿、粉、金、酱色以及豆青、窑变釉等多种色彩釉为地，上绘粉彩纹饰。此件佳品以松石绿釉为地，体型高大规整，所绘纹饰疏密有致，表现出当时御窑制器工艺的卓越成就。
洋彩正是十八世纪清宫与西洋文化交流互动而产生的艺术珍品，它是雍干时期清宫对运用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彩瓷的正式名称，乾隆朝《活计档》、《陈设档》多作『磁胎洋彩』，原配木匣上也皆刻上『洋彩』品名。『洋彩』名称最早出现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之《陶务述略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法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该碑据实记载，凭此表明清宫洋彩至少在雍正晚期已被珠山御窑厂成功烧制。洋彩的绘画设色妍丽繁缛，有别于传统技法，更需要画工高超的绘画功底与丰富的经验。唐英在乾隆八年奉谕编撰完成的《陶冶图册》第十七编『圆琢洋采』中曾作如此评述：『圆琢白器，五采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须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和，以白瓷片绘染烧试，必熟谙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总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所用颜料与法琅色同，其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色便于渲染，胶水所调便于搨抹，而清水之色则便于堆填也。』